□一语中的

冯海宁

　　南京市检察院日前总结出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四大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拆托’靠一块地牟利2000万元”，看后让人异常惊诧(6月22日《扬子晚报》)。

　　这个社会“托”的种类之多你无法想象：“房托”、“医托”、“婚托”……总之，有暴利的地方，制度不健全的地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活跃着各种“托”；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上都寄生着各种“托”。

　　何谓“拆托”？据说是伴随城市化、房地产热活跃于拆迁领域的一群特殊人员，他们的活动类似于民事代理，周旋于政府部门、拆迁单位和拆迁户之间，通过对拆迁单位“抬”，对拆迁户“压”，从中获取补偿差价，暴利程度惊人。

　　可以说，有拆迁的地方就会有“拆托”，但全国各地到处大搞拆迁，而网络上仅能搜索到南京有“拆托”。是其他地方没有“拆托”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我们对“拆托”关注不够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有必要向南京的媒体和检察机关敢于揭露“拆托”表达敬意。

　　众所周知，拆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一场博弈。但在现实语境中，不管拆迁人是开发商还是某些地方政府，都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博弈。因而，带血的拆迁悲剧就频频出现。而“拆托”的加入，更让这种博弈变得不公甚至血腥。

　　这是因为，“拆托”多为社会闲散人员，获取暴利的方式是恐、吓、诈、闹、贿。“拆托”不但加剧了拆迁领域的矛盾，增加了拆迁成本，更影响到社会稳定和谐。从某种角度而言，“拆托”是法治社会之耻。

　　“拆托”之所以出现，有人总结为三个原因：一是有利可图，即存在暴利空间；二是无法可依，即拆迁领域代理人是合法还是非法难以界定；三是有“山”可靠，即在政府部门有人脉背景。我以为，这些还不是主要原因，主因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不平等的谈判关系。

　　正是因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一强一弱，给了“拆托”上蹿下跳的机会。加上拆迁与补偿没有公开透明，“拆托”便有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在我看来，打击非法“拆托”并不需要去抓“拆托”，而是要完善拆迁补偿法律法规，让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谈判。

　　只要补偿标准透明、拆迁程序公开，“拆托”就缺少捞暴利的机会。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因为“拆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或者拆迁人的需要。因为拆迁人要减少拆迁成本、尽快完成拆迁，在自己不便恐、吓、诈、闹的情况下，就利用“拆托”来达到自己目的。

　　因此，有关方面必须意识到，“拆托”的存在，是对社会正义的伤害，是对公共利益的双重宰割：“拆托”要牟取暴利，一方面是“吃”拆迁人，另一方面是“吃”被拆迁人，正是因为两头“吃”，所以暴利惊人。值得注意的是，“拆托”从拆迁人(多为地方政府)那里拿走的暴利是公共资金，“吃”被拆迁人则伤害了最不该受伤害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