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欠薪,部分农民工选择了非常规行为,或挟持老板,或威胁跳楼,或阻截地铁,或围堵政府部门。例如,陕西富平农民工在冰天雪地中集体下跪讨薪;深圳两名女工因不让进厂讨薪而自寻短见;杭州地铁一号线因一起装修工人翻越地铁护栏、爬上隔音墙讨薪被迫停运20分钟等一系列事件。
也有农民工积极维权的,但他们心里多少存有一些顾虑甚至焦虑,比如从哪个主管部门入手申诉?诉状怎么写?法律维权成本太高怎么办?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也有部分农民工选择认命,消极退让。这种不善维权、不能维权、不敢维权、乃至维不起权的现象,正在拷问着执法部门保护公民私权利的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执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系统问题。之所以恶意欠薪事件到年底屡屡上演,是因为农民工权利的保障制度不完善,权利保护机制不畅通,维权成本太高,程序太繁杂、旷日持久。因此,亟需从制度层面完善权利保护联动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讨薪难问题。
首先,健全和完善农民工薪酬制度。例如,建立农民工薪酬保证金制度,减少工程的中间环节,变事实上的年薪制为月薪制。其次,政府人事保障、劳动监察、公安等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执法力度,形成联动保护机制。建立欠薪企业黑名单库,强化法律对欠薪企业的威慑力度。司法机关要加大对恶意欠薪入罪的惩处力度,对劳动争议小额诉讼要快审快结,缩短维权时间,降低维权成本,提高农民工维权的积极性。第三,提高农民工自身的法律意识及讨薪能力。强化对《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让农民工学会保存劳动关系相关证据,善于签订劳动合同等书面材料以保护合法权益。第四,尽快建立农民工自己的工会组织。
农民工是社会基础建设的主要力量,其薪酬问题是社会保障的主要着力点。因此,将农民工薪酬待遇及社会保障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方可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顽疾。
来源: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