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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心甘情愿签订条约 完全不提条件
2016
11 /17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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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心甘情愿签订条约 完全不提条件

 鸦片战争前,英国原本希望进行正常贸易往来,但是中国的茶叶和丝绸造成大量顺差,清朝自给自足的经济不需要买英国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赚不着什么钱。这是最根本的原因,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之后一定要占领市场。清朝实际上只有“一口贸易”,处于是一个“锁国”状态。对外最主要的贸易往来就是茶叶,以前还有陶瓷和丝绸,后来因为西方人获得了生产陶瓷和丝绸的秘诀,自己可以大量生产陶瓷、丝绸等,但只有茶叶他们屡次试种没有成功,而英国人又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每年茶叶的进口量都在逐渐增加。但是中国人什么都不需要进口,只是皇家需要一点奢侈品,现在故宫里钟表馆的自鸣钟、鼻烟、毛皮等。就这么点东西,全是供皇家奢侈消费的。这样量就太小了,所以贸易完全不平衡。英国人从美洲运来银元,秘鲁运来白银,到印度把银子运到中国,买了茶叶再贩到欧洲去。他们总是用银元来买,造成贸易不平衡,为了打破贸易不平衡,就“憋”出来鸦片贸易。因为鸦片进口跟茶叶出口完全不能对等,只能花银子买鸦片。英国只是想靠卖鸦片来打开中国市场,鸦片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给英国产的工业品打开市场,所以说鸦片实际上是“敲门砖”。鸦片战争实际形式上是保护鸦片,但它的用意不是这个,纯粹只为打开工业品市场。机器生产、纺织品才是英国最想卖出的,这是英国的立国之本,这个合乎它的利益。

  鸦片战争,包括后面的为签订《马关条约》的谈判整个过程是非常好玩的。首先,在战争期间中英装备有差距。当时清军炮台之间没有火力交叉,所有炮都是安在前面的,一旦敌人冲过来炮就没有作用了。尽管林则徐后来把炮换成能升降的,但还是不能转,炮仍然冲前面。加上英国的炮射程远、火药好、威力大。那时英国就有“开花大炮”,虽然都是前装的,但英国炮弹里有炸药,打出去以后还能再炸一次。清朝的炮打出去是一个实心铁蛋子,除非把船砸沉了才能起作用,但这种可能性很少。

  其次,中英两国在排兵布阵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英国很早就有放排枪的方阵,在指挥官指挥下,后面的士兵压药,前面的放枪。由于前装枪瞄准准头不大,只能依靠密集的火力压制。清朝军队也使用这种枪,但清朝军队的枪射程近,又不懂排方阵。主要的差距是组织、排兵布阵,西方根据这个兵器研制战法清朝不懂。不是清朝官兵不勇敢,也不是他们不爱国。鸦片战争可以说英国是工业革命的胜利。追溯历史,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最后拿这个东西打中国人的反而是英国人。

  中西方刚刚开始相遇的时候,各方面的差距造成了很大的滑稽感。鸦片战争它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滑稽感,通过这个巨大的滑稽感可以发现这是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碰撞。这种差异在战争结束两国谈判时也有显现。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谈判简直一边倒,中国方面不提条款,也不讨价还价。英国方面提出什么条件,清朝官员就接受什么。为什么这样?因为皇帝告诉他们赶紧打发走,不惜代价。清朝官员当时就没有现代主权概念,比如司法主权,就是中国人自己让出去的。外国人在这儿打官司,或者在中国犯法了,清朝官员懒得管,英国就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关税问题也是。因为以前只是一口通商,贸易量不大,中国人也没现代意义的海关,因而主动放弃了关税权。所以今天我们说大清朝签订条了约丧权辱国,但当时是心甘情愿接受。

  当然赔款还是必须的,仗打完了英国还是要挣钱的。因为英国当时的财政出现赤字了。英国通过这次战争挣大发了,不仅《南京条约》挣赔款的钱,还有赎城费。比方说广州城,清朝官员私下跟英国交涉,付给英国六百万两银子赎城费。杭州城、南京城也是如出一辙,杭州给了四百万两,南京给了三百万两。条约还没签呢,钱就给出去了,但皇帝不知道这些。因为当地地方官、前线将领们瞒着皇帝,但后来打到南京,皇帝才明白:原来你们蒙我呢,怎么可能这么打,你们天天报大捷,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又往北来了?皇帝这才意识到都是瞎扯。

  像曾国藩这样的大臣其实内心是非常认同清朝体制的,只是希望在体制内进行一些改革。但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传统,没有什么外部的资源,尽管他也知道体制的毛病,但他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改好。比如他也知道非学西方不可,但不知道如何学。李鸿章认为科举制度得变一变,尤其是内容,应该考西学。但他说了不算,朝廷不听他的。朝廷对李鸿章的态度是用他,因为不用他不行。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员,有人说他一直以这个身份操控中国外交。但不是他想操控,而是当时总理衙门相当于是中国的外交部(它管的事比外交部管的事更多)。总理衙门的官员跟洋人打交道都打怵,有时候几十个人一起会见洋人,为首的是亲王,大家都看着亲王,他要不说话,大家都不说话。总是这样的外交方式,外国人非常生气,或者大闹,或者大叫,看洋人闹亲王和其他人更不敢说什么了。只有李鸿章敢说话,洋人就跟李鸿章谈,谈具体的事该怎么办。所以,不是李鸿章想操控外交,或者想去签条约,没办法当时的情况非他不可,他不签别人签损失更大。但是朝廷也就是用他而已,也并不是想真听他的,比方说他的关键建议。晚清的官僚都怕事儿,遇到事情官员能躲就躲,能搪塞就搪塞,实在躲不出去再说。没有一个敢担事的,事实上是谁担事,谁挨骂,好事当然好了,好事大家一窝蜂抢,但是跟外国人打交道哪儿有什么好事,都是吃亏的事。

责任编辑:方佩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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