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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
2016
10 /11
09:20
消息来源
凤凰评论
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围绕着怎么评价孙中山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生前的是是非非也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事实上,除了革命史的视野之外,观察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即真正的历史学的视野。就此问题,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此为三篇系列访谈之一。

访谈嘉宾: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不能还把孙中山当神看

凤凰评论《高见》: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国共两党都把孙中山推为正宗,地位很高。但如果跳出以往的革命史观,比如按照司马迁的视角,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评判,你怎么给孙中山定位?

马勇:首先,孙中山在历史上是一个大人物,是一个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其实我在写晚清史的时候,给孙中山的篇幅非常小。因为从司马迁这种我们中国人认为正统的史观来讲,孙中山当然在这个叙事当中,但他在晚清史中的叙事不可能有很多,民国史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实际上是排除了政党和革命的因素,把他还原为一个纯粹的历史人物,当作一个历史参与者来评估。

在晚清,他的功能很清楚。我们今天去看,孙中山的机会都是等来的。不是他做得好,而是清政府做得太差。从1894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11年12月他回国,这个漫长的时间段,他在境外,没法斗争。清政府就是抓不到他,也不让他回来参与改革。我一直认为,如果改革的话,一定要先大赦天下。把所有的反对者都请回来,开圆桌会议。如果在1905、1906年的时候,孙中山回来,他大概也就和杨度、汤寿潜这一拨人差不多,纳入到体制当中,成为一个政治反对派,不过如此。

1911年底前,他在国外不回来,因为觉得没有机会。后来,他进了国门,也没有觉得有机会,偶然到了上海之后,立宪党人赵风昌觉得,应该把他推出来,可以对冲北方,抵抗满洲贵族的压力。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是因为当时的立宪党人需要抬出一个人,来跟北方对抗。

马勇:在晚清的时候,孙中山的很多操作不是他主动的。辛亥革命之后的局势,并不是革命党人主导。我们看辛亥回忆录,很多都是用后来的现实再回溯到当年。如果革命没成功,他们肯定不这么讲。但是,立宪党人把孙中山捧为临时大总统,就把这个棋子做大了,后来他就不接受了。

回到这么一种正统的史观去描写,他也是一个很生动的人物,并不影响他的形象。但是,我们过去把他看成一个革命领袖,看成两党的旗帜,为他的很多早期活动,添加了不少颜料。比如说这几年开始讲他早期的革命思想,要追溯到1880年代。这就不对了。首先,1880年代他不可能有推翻清廷的意识,如果那个时候就有的话,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去给李鸿章上书;他给李鸿章上书,也不会讲改革。出现现在这种学术倾向,是因为后人给他添加了革命的光环。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还把他看做一个神,我们可能会觉得越来越悲伤,和台湾的主流民意,可能会越来越疏远。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最大获益者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你说到,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回国,应该是重大的转机。因为当时赵风昌,包括张謇这些帮立宪派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流,是握有实权的人物。武昌起义之后,下层官兵必须把黎元洪抬出来,因为他们的资历、声望都不够。汤化龙一旦倾向于革命,马上成为核心人物,这很说明问题。以政治声望、人脉、资源而言,应该说立宪派才是核心。孙中山之前虽然也有一点虚名,但是他长期在海外,从来没有走进中国政治舞台的中间,既没有足够的政治声望,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更没有实力和财力。但是他回国之后,立宪派一下子把他抬到了临时大总统的位子,他等于一下走到舞台中间去了。这是否可以说,孙中山应该算是辛亥革命最大的获益者?

马勇:他是最大的获益者,这只能从后来的结果看,当时,其实他不清楚这一格局。当时南北之间的妥协谈判,现在能够根据零散的材料推测出来。读赵风昌的信札可以感觉到,在孙中山回国前的一个月,南北之间的主要问题,不是清帝退位,而是满洲人重回立宪还能让出多少名额。当时谈了差不多一个月。武昌起义之后到11月,袁世凯内阁成立,皇族内阁不存在了,第一届真正意义上责任内阁出来了。

责任内阁的使命,就是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到这里就有个大问题,国会议员怎么处理?这个时候就妥协不下来了。原因在于,整个资政院的架构,是200个资政员,其中有100个是各省已经选出来的省资议局议员,往中央来推举两个,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在过去的体制下,另外100个是钦定议员,现在,这一部分就不能钦定了,必须选举。障碍就在皇族、贵族成员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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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满洲贵族的分配当中,可以看到党国体制的内在矛盾。清廷觉得我退到这个时候已经很不得了了,原来打天下、坐天下都是我们,八大铁帽子王,后来扩充到十二个铁帽子王,再扩充之后,弄了一个资政院,你让我们现在全部退出,只保留一个虚君的皇上。当时社会的主流,包括立宪党人,也没有考虑好清廷的退出机制。章太炎十年之后就反省,如果让各省督抚代表开制宪会议,每个独立省是两个,没有独立的省也要派人来,由这拨人静心、中立地去讨论中国的未来,他们一定能够为满洲贵族的退出,和未来政治的介入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章太炎也讲,在轰轰烈烈的状态下,没办法搞。你要求清廷全部退出,他们不同意。载泽、载涛、载洵、善耆等人所在的宗社党,立宪的时候都属于很积极的立宪党人,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绝对反对走向共和,但为时已晚。

凤凰评论《高见》:僵局是如何打破的?

马勇:由于没找到退出机制,12月21号,孙中山到上海拜码头,拜见赵风昌。赵风昌恍然大悟,开府建基啊。南北之间,整个中国的局面一下都破了:让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来给满洲人施压。你退不退?不退中国就分裂。立宪党人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是革命党,但是副职、实职掌权的次长都是立宪党人:军事部,部长是黄兴,再往下立宪党人;事业部,革命党人,但是掌权的是张謇。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张謇一个人就富可敌国,财力雄厚。

为什么孙中山后来说没有钱,晚上坐在那儿,黑灯瞎火地跟工作人员聊天?有人说是大总统平易近人,灯都不开,实际就是没钱。因为南北之间通过这种施压之后,争议解决了,孙中山这颗棋子就是多余的了。这也给后边埋下了很深的一个炸弹。南北交涉,孙中山在退出南京临时政府以后,未来的去向怎么办?

凤凰评论《高见》:后来为什么又想让孙中山退出来?

马勇:想让孙中山退下来的原因也很简单,他没有执政的经验,而且列强不认同,列强认同的是袁世凯,非袁莫属。孙中山通过外交力量,通过伍廷芳这些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希望能够得到认同。包括和日本人签协议,说你给我钱,我可以打到北京去。但是列强说,这个事不能干,因为我们一开始宣布中立,有约定。孙中山坚定不移地不想退,他对美国人谈贷款的时候说,你支持我,我打到北京去,我通过这样一种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之后,我肯定是优先对你好。但美国人也不干。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把他劝下来?

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过《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他给袁世凯发电报就说,我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临时干一段时间,然后就让给你。

马勇:对,他去做这个临时大总统,完全是意外的。这里边陈其美很重要,武昌起义之后,陈其美在上海响应,作为另一拨力量,他一直想组建政府。但是,陈其美的为人不是很好,因为他喜欢搞暗杀,像立宪党人这一拨人,不会跟他打交道,他号召力不行,搞不起来。孙中山回国,对陈其美是个机会。武昌起义之后,陈其美就策划,能不能有一个南方政府。各种因素都迎合了赵风昌当年配合的袁世凯的北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北方袁世凯也不是说要走向共和,要清帝退位,而是希望重回到君主立宪轨道。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年谱长编》里面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宋教仁说要搞内阁制,权力在国会,总统的权力不大。当时孙中山是坚决反对,最后还是宋教仁妥协了,结果搞了总统制。但是,孙中山把这个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他要退位的时候,又要搞内阁制,国民党人控制了国会。这种做法,对袁世凯是完全不公平的。我觉得,这是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马勇:1991年,我在《21世纪》发表的文章,就是这句话。因人立法,给中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孙中山这个时候,确实是带着一种革命信仰,因为革命者的理论中有个道理就是,不掌握权力,怎么革命?因此,在掌握权力上要不择手段,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革命,才能为人民谋幸福,孙中山当时也是这样的。

凤凰评论《高见》:把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移交到孙中山手上,这个共识是如何来的?

马勇:当时,赵风昌建议去筹备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已经是12月21号了,临时政府1月1号就成立,这中间只有几天时间,几天时间就把架子搭起来,张謇这拨人贡献很大。

同盟会的高层干部有几次会议。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也不是满票,这里边也有争执,但争来争去,大家还是回到了1905年的东京共识——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俄国变革之后,变革中国的愿望非常强大。所有的革命党人,非法组织,都集中到东京去了,大家摒弃所有的私人成见,共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之后宋教仁是执行长。实际上,它的架构是一个影子政府的格局。

推孙中山属于大多数革命党人的看法。而且在当时,让大总统处在一种名誉的状态,大家觉得很好。但是一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就不干了。他说临时大总统没权,理想不能实现。当然这个论据的材料不是很充分,但是从后边孙中山的材料可以往前推论。1921年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做非常大总统的时候,他所有的建构,都是要掌握实际权力,非常大总统依照总统制原则,国家元首兼行政首长,以下不设国务总理。我们如果不去恶意揣测,而是善意的理解,这是为了推行他的革命理念。

但是,各种因素导致他非下来不可的时候,孙中山心理上还是很别扭,一方面他要制定一个《临时约法》来约束未来的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在国家的架构上,放弃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国会掌权。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因人立法,该总统为内阁制,为什么能够得逞?

马勇: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因为袁世凯不负责任。袁世凯在官场里是个很圆滑的人,他对原则的坚持不是很坚定。当革命党人提出总统制改为内阁负责制,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约束的时候,袁世凯大概想到的是,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一年,《临时约法》也只管一年,很快就可以过渡过去,包括他在内,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临时约法》会成为民国早期纷争的主要因素。

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袁世凯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不管这些条款你执行不执行,这首先是原则问题,我必言之。组织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是这样,加入者必须按手印,宣誓对他个人效忠。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不管有多少人反对,尽管那是很荒唐的原则。但是袁世凯就在很多的原则上不太坚定,这就是旧官僚的习气,缺少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觉得到时候总有权变。

所以回头来看,孙中山有这么个想法,其他各派,都没有坚持原则,处在息事宁人的状态,没有像美国人当年制宪会议一样,把法律、契约的制定,看做是很严肃的事情,在原则问题上一点都不能让,大家可以争论六个月。

1921年,章太炎就此反省,他就讲,民国十年来这么多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当时参与革命的人,参与国体变更这一拨人不负责任。但是基本法律的制定,要超越性地去考虑。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到现在,公开通过和私立的有一百多个宪法,立法的时候都带有立场,实际上没有几个经得起考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急切地想重回稳定,重回大一统,这种心态导致了后来的政局跌宕。

伦敦蒙难是对孙中山的加持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过好几种孙中山的传记,在对孙中山的革命叙事里面,强调了孙中山的大量“革命事迹”,其中就包括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发动过的十次起义。但是,除了黄花岗起义规模和声势大一点,其余的好像都是局部,规模和影响特别小。

马勇:更重要的就是,有的起义和他没有关系,但后来都硬套到他身上。这是国民党在晚清之后的革命叙事,当然是出于其政党宣传的需要了。

一千年之后描写这段历史,那些都是忽略不计的。因为孙中山没有一次是在中国的核心地区发动的起义,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武汉。在武汉,就是中部同盟会也没有做。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回溯的时候自称,一年前我们中部同盟会就在这里组织起义。但是,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孙中山的价值在于,用一种倒逼的办法,用炸弹在外部在威胁着这个体制。载泽给朝廷的报告表明,清廷内部高层对外边仍炸弹,不说恐慌,至少觉得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事。只有立宪才能平息外部的暴力革命,才能容纳孙文这一拨人,不断扔炸弹的事才能制止。这里面也可以看到,革命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逼出一个改良来。

孙中山策动最大的一次起义是广州黄花岗起义,他的目标也就是去攻打两广总督府,另外就是广西的镇南关起义,这完全都在外围。而且,多少次他不在现场,把其他的团体组织都算成同盟会成员。所以孙中山的起义,是很明显的代理人战争,他就属于经纪人,向华侨募捐,之后把钱交给马帮,在中国搞一个起义,找新闻媒体来报道一下,影响越大越好。孙中山不是吴樾。在晚清政治革命当中,吴樾、汪精卫是直接冲到第一线的,他们是暴力革命真正的实施者。汪精卫侥幸活了下来,如果当时真的出了事情的话,那就是一死了之了。上一代学者,专门去研究所谓孙中山领导的每一次起义,2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就很荒唐,他们把一个细节无限的夸张,而且又没有军事地图,完全靠回忆,那不是瞎扯吗?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革命倒逼改良,回顾一下孙中山正式的亮相,我总觉得,他在伦敦蒙难,实际上是清政府在帮他成名。如果清政府没有在伦敦去抓他,国际媒体、国内媒体不会一致去报道,那他作为革命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不可能那么大。

马勇:在孙中山的研究当中,好多人也这么讲。实际上,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者,经历类似的人很多,就在1895、1896年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这么一种意识,觉得满洲人不行。但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就把他从一个区域性的造反者,推举为一个具有世界声望的革命领袖了。在这一大拨革命者群体当中,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章太炎,章太炎成名也主要得益于1903年的《苏报》案。从工部局的档案来看,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章太炎就是东南局部区域的一个怪怪的名士。但是这么一搞,清政府为了他在上海租界法庭打官司,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去对付一个人,一下就把章太炎抬举起来了。孙中山当年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专制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过程中,统治者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

当年孙中山伦敦蒙难算是天意。1896年10月11日,他在伦敦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抓住,他能够把一个纸条扔下去,还真有人捡了,还就真给了他的老师康德黎。康德黎救了他,23号获释。在那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孙中山没有获救,可能是放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运回国内,也许路上就死掉了。

孙中山伦敦蒙难,一方面是政府给他加持了;另外一方面,在孙中山几次都可以回头的时候,清政府却没做好。我一直有个观点,所有的革命者都有向回走的可能性。因为革命不是目标,仅仅是手段,革命最初的目标是要推动你的改革。像1906年,清廷宣布要走向宪政了,结果不宣布开放党禁,不宣布释放政治犯,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人逼向革命。孙中山多少次希望回国,清政府糟糕的就是分化瓦解革命党。1908年唐绍仪到日本去,他要求日本政府把孙中山赶出去,把康有为赶出去。这都不是正当路径。如果在1906年,清政府把孙中山招回来,孙中山还会很欣然,最多就是谈条件,得多少议席,之后他在议会里边发展自己的势力。就这点来看,清廷得势的时候不知妥协,这是个大问题。

责任编辑:龙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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