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

　　1960年2月，位于海南儋州的西联农场迎来了周恩来总理，曾经漂泊南洋的马来西亚归侨周香，当时是农场妇女割胶班的班长，“割胶八姐妹”之一，被安排在橡胶林等待为周总理进行割胶表演，但她没有想到真的能够见到周总理……

　　当时留下一张她与周恩来总理西联农场合影的老相片，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珍贵记忆。

　　老照片记录不平凡往事

　　“保存好这张照片是母亲一生的执念，这照片是拍了38年后才得以重新回到母亲身边……”77岁的郑玉生老人静静摩挲着相片，仿佛听到了时光流淌的声音。

　　眼前这个追念母亲的老人，如今也是两鬓斑白，他说，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6周年，我们唯一能怀念总理并以慰在天的母亲的，就是继续将这张照片好好珍藏下去，“18年前的1996年，我的母亲周香就信任海南日报，讲述过她的生平故事，如今，我也来找你们……”

　　查阅1996年10月31日的海南日报上，刊登了《海外归来建胶园》一文，对郑玉生的母亲周香老人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从育苗栽培到割胶管胶，她都以自己出色的实践形成了系统的经验，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橡胶事业。

　　重新找到相片的1998年，周香已经78岁了。这位曾经漂泊南洋的“马共”党员与周恩来总理的珍贵合影，记录了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周香眼中的周总理

　　1998年，郑玉生光荣退休，这一年他整理家中的杂物，在箱底翻出了一个信封，里边一张黑白相片一下子勾起了他对往昔的回忆，“这不是30多年前母亲偷偷交给我的吗？”

　　照片上，站在前排的一个头包围巾的割胶女工面露微笑，身旁是目光炯炯，身材瘦削却让人倍感亲切的周恩来总理。照片的背面，写着几个小字：摄1960年2月9日。

　　1960年2月，位于海南儋州的西联农场迎来了周恩来总理，周香当时是农场妇女割胶班的班长，“割胶八姐妹”之一，被安排在橡胶林等待为周总理进行割胶表演，但她没有想到真的能够见到周恩来，“农场这么大，人这么多，见总理一面谈何容易……”

　　“远远地，看到周总理走过来了，当他得知橡胶园里的不少割胶工都是难侨归侨时，周总理亲切地一个个地握着大家的手，询问生活、工作和学习，他鼓励大伙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橡胶，要好好爱护，好好管理，割好胶。”

　　“朴素的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周总理与我、郑红芬、叶娣等割胶女工合影留念，我们当时冲着前方微笑着，却不懂相机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被拍摄了下来。”周香后来告诉了儿子郑玉生。

　　事情转眼过去了7年，1967年，广东农垦报的一位记者找到了周香，拿出了一张照片，“阿姐，你能认出照片上的人吗？”周香惊讶地叫了一声，“这左边的就是我啊！”记者把照片交给了周香，说可以给她做个纪念，这让周香感动不已。

　　漂泊南洋的抗日女性

　　“大家都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位割胶能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回国前漂泊在南洋时，曾是一位‘马共’党员。”郑玉生回忆。

　　周香祖籍广东，小时候是一个童养媳，从小被家人带到了南洋(今马来西亚一带)，成婚以后，生育了郑玉生等4个孩子。周香16岁时就去了胶园割胶，因为技术轻巧细腻，老板很器重，于是又调她去割胶芽接的实验树，报酬也丰厚。

　　“1940年代，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母亲性格刚烈，被一个日本兵狠命地抽打，鱼翻式的连摔两次在地上，人都失魂了；祖父被踢了几脚，二叔被杀害了。母亲憋着一股气，上山投靠了抗日游击队，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去打鬼子。”

　　在郑玉生的记忆里，母亲曾参加当地的橡胶工人维权运动，在法庭上与资方展开辩论，最终还打赢了官司，资方同意赔偿工人们的粮银补贴，母亲也为马共活动组织捐款。

　　可是几年后日本投降，母亲被叛徒出卖，列入了黑名单，家里不能住了，又没有了组织，无奈之下，她把郑玉生安置在一个亲友家中避难，带着两个妹妹离开了。

　　1949年的中秋节，周香带着女儿回家团聚时被拘捕了，周香和她的几个儿女被关押在吉隆坡警察局、怡保集中营等地，在狱中度过了20个月。

　　600多个日日夜夜，周香母子在极度艰难中靠着信念度过，一小碟子手抓饭，一年不见阳光，衣裳都是馊臭的味道。郑玉生那时12岁了，他记得，在狱中，难友们自发组织开展学习文化，讲解斗争史，召开纪念会，教唱国际歌，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50年的五一节，那是新中国解放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听说北京要开展大规模游行，大家非常兴奋，守在一部收音机周围，聆听游行的消息发布。

　　后来，几经周旋辗转，1951年，700多难侨乘坐运输船在海上飘摇了4个昼夜到了香港，由香港转回了广州。

　　成为割胶能手

　　1951年，周香被安排在广州第四难侨招待所，难侨办事处动员大家到海南种植橡胶。那年夏天，摇晃了2个黑夜、1个白天的滚轮终于到了海南岛，大家在海口得胜沙路前的海滩，坐上渔民的小风帆船才上了岸，随后又坐上烧炭车一路颠簸到儋州。那大管理所将周香母子安排在了一个只遗留下500多株橡胶树的小小胶园里割胶，这里距离那大有15公里，中间是漫漫无边的森林。“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出门要背一把粉枪，还需要备一根木棍。”

　　种橡胶的艰苦，当时已14岁的郑玉生是体会过的。“每半个月才去一趟管理所，领取30万元(旧币约为1元钱)生活费；水井里有蚂蝗，母亲就让我们吃大蒜解毒；有一次，我被爬进茅草屋的一条青色红尾蛇咬伤了，母亲急坏了，背着我去找蛇医，来回步行了6个多小时，还要趟过沙田河；每当雨季来临，更要受洪水围困。”

　　尽管如此艰难，周香还是带着10多个民工清理了胶园，后来还开启了一场“解放胶林”大会战。那时，从广东运来花生饼和黄豆饼，从那大用木轮牛车送到胶园，郑玉生会连夜挑到宿地，周香把豆饼发酵制成肥料，指导民工挖土施肥，橡胶树开花时，还请来技术员教工人授粉，当然，一直在身边的大儿子郑玉生也在劳动的行列里，在与母亲相依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他掌握了精湛的植胶技术。周香知道授粉可以获得优质的种子，她白天守在树林里，听到爆裂的声音，就急忙寻找橡胶种子，收捡好的种子就送到白南集合地，包装好再运走。

　　那个年代，周香一天工作9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节假日也加班加点，一粒胶子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它的价值难以计算，周香和郑玉生成了“一粒胶子一粒黄金”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可是“文革”期间，周香还是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帽子，原因是她领的工资高。在那个年代，周香怕造反派发现她和周总理合影的照片，牵累家人，在一天夜里，找到郑玉生工作的儋州热作两院的住处，拿出信封包住的照片说，“帮妈妈保存好，不要再拿出来，这个太珍贵！”

　　20多年里，郑玉生按着母亲的嘱托，始终没有拿出相片。当1998年再度翻出它时，照片上的影像依然清晰在目，郑玉生把相片翻拍放大成了20寸的照片交给母亲时，周香惊喜得几乎快要哭泣，她把它小心翼翼地挂在了客厅的墙中间，久久无语……

　　2008年，90岁高龄的周香走了，度过一生的坎坷，仍始终惦念着那张老照片，临终叮嘱儿子要悉心地保存下去。

　　老相片，镌刻着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一段岁月的留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