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经验，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在关于这一课题的诸多问题中，笔者更为关心的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中“异军突起”^[2]?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几十年来，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见仁见智的回答。

　　首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其次，资产阶级理论的破产证明，在中国“要革命，就需要革命的学说要反帝，就需要反帝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和武器”^[4]，“马克思主义有着其他西方社会思潮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亲和力，易于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5]；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第四，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准备了阶级条件；第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创造了主体条件：第六，报刊社团等制度性媒体作了客体准备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提供了精神土壤，等等。

　　客观地说，这种从内外因、主客体、历史现实、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解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和条件。但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圆满的解释，事实上仍有许多可探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学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尤其喜欢突出十月革命的特殊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诚然，十月的风给中国送来新的曙光，但起初举起双臂起而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先驱者，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两年中，中国思想界并未激起轩然大波。”^[6]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至于其他几个方面的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

　　对于这种以“大事件”来解释历史的方法，数十年前，法国的年鉴学派就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进而提出了“长时段”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因此应当研究那些变动缓慢的现象”。^[7]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思想史很少去想象和推测这种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却把那些只是遥远地影响着思想的政治大事和经济状况当作了拍摄思想者的‘大背景’，全不顾焦距对准的那个人物与背景离得有多远”^[8]。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理应借鉴“长时段”、“一般思想史”^[9]的思维和方法，积极拓展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方法，一方面重点去想象和探索那些“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另一方面，着重思考“这种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就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一、“主义文化”的提出及其特征

　　（一)“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

　　“主义”的泛滥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10]。无论是政界大员王揖唐、封建军阀陈炯明，还是高等小学的小学生，无不大谈“主义”，甚至久别重逢的母子闲来话的家常里也含有“主义”的内容。“主义”的严重泛滥，以至于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不得不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专门撰写文章，呼吁人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因而引发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即便有胡适这样的社会名流一再呼吁人们少谈“主义”，但直到北伐前后，这种“言必称主义”的现状仍不曾有多少改观。时人周德之对此曾有形象描述，“自从‘主义’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

　　对于这种“言必称主义”的奇怪现象，徐志摩称之为“主义毒”，他认为，“现在的时代，只是深染了主义毒观念毒，却把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道理绝不顾管”。马君武斥之为“主义癖”，他指出，“至于各种主义，英文所谓，则种类太多，是非莫定……近来中国人尤有主义癖，无论何种主张，皆安上主义二字”现代学者对此现象也多有评论。如王?森教授和萧功秦教授均称之为近代中国的“主义崇拜”现象。总之，无论当时的还是后来的人们对于此种现象是否认同，五四时期“主义”的“繁荣”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种热情输入“主义”和“言必称主义”的奇特现象，笔者称之为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现象。

　　（二)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特征

　　1．交锋性是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显著特征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的文章中曾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新名词输入的态度进行过深刻描述，他指出，“今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面对日本造译西语之汉文，“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同样，作为一个从日本舶来的新学语，“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激烈的交锋过程。

　　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兴起首先面对的就是“泥古者”和“东西文化调和者”对“主义”本身的非难，杜亚泉即为典型代表。他认为，输入西方各种主义、学说“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并严厉斥责“主义”为“魔鬼”。在《迷乱之现代人心》的文章中，他指出，“吾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无论是“出而论世”，还是“退而修己”，都“有规矩之可循”。然而，自从西洋各种主义、文明输入以后，我国“固有之是，既破弃无遗，而输入之是，则又恍焉惚焉而无所守”，结果造成“现代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之破产”。因此，“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吾人若望救济于此等主义主张，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

　　与杜亚泉将“主义”严厉斥为“魔鬼”的态度截然相左，北大学生傅斯年则指责中国人“心气薄弱”没有“主义”。在其发表的《心气薄弱之中国人》的评论中，傅斯年热情歌颂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没主义的人，往往“随风倒，任水飘”，“既没有独立的身格”，也“没有独立的事业”；“既没有独立的心思”，也“没有独立的见解”，所以，“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也“不配发议论”。他甚至将有无“主义”上升到人与非人之所以区别的程度，认为“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并且连续发问道“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答案当然不合其意，所以他干脆说，“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

　　五四时期对待“主义”态度截然相左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新旧群体之间，即使在新青年群体内部也十分常见。例如，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就曾一度出现要不要“主义”以及要何种“主义”的争论。学会的上海会员主张“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而学会的巴黎会员则认为，学理与主义“并非截然两事”，“为求计划之完密，自非采取他人研究已得之结论，参合目前人生的现象，定一种具体的主义不可”。总之，五四时期围绕中国社会需不需要“主义”、需要何种“主义”等问题，新旧群体之间，新群体内部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交锋性构成了“主义文化”的显著特征。

　　2．盲从与空谈是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基本生态

　　五四时期“谈主义的人，算是满坑满谷。没论你到什么学校，什么学术团体，和一切的社团，他们都有以主张什么派的主义，做他们的宗旨”。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言必称主义”者们对“主义”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信仰呢?少年中国学会的张梦九给出了回答，他说：“本会同人据梦九所认识的，所知道的，真正对一种主义有深厚的研究与明确的判断，信仰终身而一成不变的人，还不多。”事实上，“这段时期中不少青年非常容易就染上了主义的流行病……他们热烈地讨论主义和理想，却不曾仔细地作过研究。一般说来，他们的概念都是粗浅而混乱。这种缺点不但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很明显，就是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也是如此”。

　　早在“五四”之前，胡适对这种盲从和空谈“主义”的现象就已有察觉，并指责其为“奴性的逻辑”。“五四”之后，胡适再次强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于胡适的评论，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尽管有人一再批评，但盲从与空谈的风气仍不曾有多少改观。“时至今日，谈主义的人非常之多”，然而“现在谈主义的青年，大概都是对于主义本身没有研究而胡说乱闹的人”，“对于那些如病了疯狂症一般的人们，他们竟‘乱’谈主义，姑不问他们主义的动机怎样，单单这个‘乱’字，也大有思考的价值”。事实是“真正信仰奉行某种主义的信徒，实在并没有那般以主义为招牌的‘贾维新’那么多”。总之，五四时期，虽然有不少的有识之士在努力研究和宣传各种“主义”，但总体来看，大部分谈论“主义”的人对“主义”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好奇、盲从与空谈成为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基本生态。

　　3．走向行动是“五四”后期“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

　　“问题与主义”之争，尽管参与人数不多，争论时间也较短，但影响却是深远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不但当时颇有人赞同，后仍得到呼应，其中也包括一些共产党人”。1922年初创刊的《先驱》就对胡适的主张作出了积极回应，“近一二年的言论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论界了。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的决心”，结果，反动的势力大施其活动来了。因此，本刊的任务就是反对那“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同年稍后，与胡适论战的另一当事人李大钊更是联名刘仁静等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份旨在推动“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呼吁任何主义者“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形”，以“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提案最后再次重申：“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

　　“五四”之后，空谈“主义”的恶习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清，走向行动成为青年们的共识。如安徽《微光》编辑部的韦丛芜、李霁野就表达了对空谈主义的“一种痛切的刺激”，他们指出，“全国普遍的病象”是“高谈阔论，现在大有人在；实地做事，却未必有人”。然而，事实上“智识阶级唱得再热闹，不把这种少数人的信念，脚踏实地去宣传到普通一般人的心里，使他变成一般人的普通信念，于社会改造上没有多大动力”。因此，他们决定“不多谈主义”，而是要“像教徒们的传教一样”实地去宣传，在促使平民思想渐渐转变的基础上达到全社会“真正的革新”。此外，以“专载各种调查及关于应用科学”为发刊主旨的《少年世界》的创刊，也可作为“五四”后期“主义文化”由空谈理论向注重行动转变的佐证。“空谈”成风导致注重“实行”的凸显，越来越多的青年们喊出了“到民间去”、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的口号。“在年，特别是1920年下半年，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了到民间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实际运动的热潮”，由空谈走向行动成为“五四”后期“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

　　（一)“主义文化”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创造了语境

　　如前所述，五四时期全社会都在热情地谈论“主义”，无论是大学教授们，还是青年学生们都在不遗余力地传播和介绍各种“主义”，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对“主义”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并成为人们的“文化底色”，对日常生活起着“解释和操作”的作用。这种对“主义”普遍推崇的社会风气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来说，即是“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正是因为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对“主义”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文化底色”，继而在重大事件的刺激下，加之其自身属性等原因，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这种历史的合力作用中在中国广泛传播。没有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蔚然兴起，也就很难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局面。当然，“主义文化”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近代中国“主义文化”的内容。总之，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顺利传播创造了语境。

　　（二)“主义文化”的交锋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性，同时，也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比较、鉴别和交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

　　“主义文化”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语境，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一帆风顺的。

　　1．“主义文化”的交锋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性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传播历史的时候，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也同样充满着交锋。如前所述，围绕改造中国需不需要“主义”、需要何种“主义”等问题，新旧势力之间、新势力内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同样，围绕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何种马克思主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数次论争。下面，笔者着重以马克思主义者与复古主义者的论争为例加以简要评说。

　　和“主义文化”兴起时的遭遇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遭到的也是“泥古者”们的反对。他们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咒骂其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强权加谩骂，双管齐下向新文化运动施加压力。”《东方杂志》《公言报》等充当了反对和咒骂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喉舌，这其中君实的文章《过激思想与其防止策》颇具代表性。他开篇即问“过激思想可防止乎”，文章在总结欧美国家防止“过激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过激主义”的内涵，发生、蔓延的原因，以及中国如何防止过激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除君实等人外，以王揖唐为代表的安福系也打着研究“民生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年6月27日、28日，《公言报》连载了《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的长篇社论，专门研究如何对付“危险思潮”。文章提出的第一条应对措施就是：“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也”。

　　针对“泥古者”的进攻，陈独秀首先纠正了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诬蔑之词，他指出，“俄国一派的Bolshevik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都城Stockholm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Bourgeoisie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竟占了多数，因此叫做Bolshevik，英文叫做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Bolshevik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李大钊也指出，“过激主义”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它“实在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才产生的”，“所以世界政府中的顽固党，都怕过激主义”，然而，“实在讲起来，现在我们国内最新的议论，不晓得跟过激主义还差几千里呢”。为开通这一班人，李大钊主张，“倒不可不译几本过激派的著作出来，给他们看。这种书果然译出，看得见的，可就不止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

　　当然，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还只是交锋的第一回合。“如果说梁启超、张东荪之流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从右边来攻击马克思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则是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从‘左’边向共产主义者开火。”总之，“主义文化”的交锋性，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增加了阻力，使得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

　　2．“主义文化”的交锋性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比较、鉴别和交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主义文化”的交锋性一方面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性，同时，也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比较、鉴别和交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交锋的过程中，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议会政治，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下面，笔者将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论争为例，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交锋中辨别、选择马克思主义加以简要梳理。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方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给出了明确回答。首先，揭露其修正主义本质。陈独秀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底修正派”，都是表面上挂着马克思的招牌，实际上他们不但忘记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针对研究系主张“对于劳动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政略”的谬误，陈独秀明确提出，“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陈独秀进一步解释道，“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他说：“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

　　总之，在陈独秀看来，“若是妄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才合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而特错。”无产阶级“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总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交锋中，旗帜鲜明地选择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捍卫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三)“主义文化”的交锋性和盲从空谈性也是造成中共创建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的重要原因

　　理论准备不足是中共创建时期的一大事实。中共创建时期之所以会出现“理论准备不足”问题，1941年刘少奇在给孙冶方的信中分析了三个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没有时间进行理论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译成中文的不多，中共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也不多，因此影响到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笔者认为，除以上几方面原因外，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交锋性与盲目空谈性也是造成中共创建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的重要原因。

　　1．“主义文化”的交锋性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选择性，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得不充分、不完整

　　如前所述，交锋性贯穿于“主义文化”兴起的始终，围绕中国社会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何种马克思主义，知识精英们进行了数次论争，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增加了难度和曲折。笔者认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每一步传播都要经历斗争，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应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非难和挑战，出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有针对性的、各取所需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忽视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从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数次论争的结果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选择和传播最多的是其唯物史观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由于论战中很少涉及，以至于不得不在许多年后，方由瞿秋白等人在中国开始介绍传播。“主义文化”的交锋性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选择性，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得不完整、不充分，从而造成了中共建党时期的“理论准备不足”。

　　2．“主义文化”的盲从与空谈性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入，从而导致“理论准备不足”

　　盲从与空谈是五四时期“主义文化”的基本生态，这种基本生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胡适的批评，还是李大钊的主动承认，五四时期“谈主义的人非常之多”，但“现在谈主义的青年，大概都是对于主义本身没有研究而胡说乱闹的人”，“真正信仰奉行某种主义的信徒，实在并没有那般以主义为招牌的‘贾维新’那么多”，这种状况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很明显。因此，盲从与空谈的特性，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长期处于简单摘译和介绍阶段。中共建党时期，除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少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少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外，很少还能看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更不要提有深度的著作了。总之，“主义文化”的盲从与空谈性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入，从而导致了“理论准备不足”问题的出现。

　　（四)“主义文化”的思维范式及发展趋势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历史资源

　　传播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实际问题。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将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如任何思想和学说的产生都有深厚的历史资源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也有深厚的学理和实践资源。

　　1．“主义文化”兴起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式……主义”的思维范式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学理资源年，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将流行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主义”加以整合，统称为“中国式……主义”，他说：“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叫他中国式……主义”。此论断一经提出，立即吸引了社会舆论的注意。郑太朴即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意思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社会情形，人民性情而酌定的无政府；不是贸然把西洋那个无政府学者底法胡乱装上，因为地理历史既各不同，断不能囫囵吞枣的”，“总括一句，我所认定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是‘本无政府原理，参酌中国底社会情形人民性格而成的’”。引进“主义”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为“中国式……主义”的基本思路。

　　这种思维方式在五四时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史话语”。如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就指出，“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加基督教化，更加中国化”。1924年《中华教育界》第8期上发表的舒新城的《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也指出，“此时我们所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其他诸如《中国式之资本主义》也是这一思维范式的体现。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思想史话语，“中国式……主义”的思维范式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李大钊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关于“主义”与“实境”相结合的问题，恽代英也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瞿秋白也认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总之，五四时期“中国式……主义”的思维范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

　　2．“五四”后期“主义文化”由空谈而行动的发展趋势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实践资源

　　由空谈走向行动是“五四”后期“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样，这种趋势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到了研究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问题的行列中，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在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实践资源。

　　早在“五四”前，李大钊就鼓励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他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甚至认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等北大学生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群众中间开展有组织的宣传与教育活动。“五四”之后，李大钊又发表了《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的生活问题提出20条意见，同时，他还积极组织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调查工人生活，了解民情。此外，还派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做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教育。1920年3月，为扩大影响，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广收会员，除在市区讲演外，还深入到卢沟桥、长辛店、通县等地的工厂、农村，开展调查，进行讲演。

　　大致同一时间，在湖南主持新民学会的毛泽东也主张多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他曾计划在湖南筹办一个“问题研究会”，拟定了章程，提出需研究的问题71项、144个。为加强与下层民众间的联系，“他还经常到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考察，并深入到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等中间去了解情况、交朋友，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

　　总之，“五四”后期伴随近代中国“主义文化”由空谈而行动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远离“空谈”、面向实际，深入工厂、农村，走近工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资源。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了资源，同时，“主义文化”的交锋性、盲从与空谈性也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曲折。

    注释：

　  [1]《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3日。

　  [2]彭明、程?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9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4]彭明、程?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第459页。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6]《吴雁南文集》第3卷，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4页。

  　[7]〔法〕J．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9]关于“一般思想史”的诸多问题，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10]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9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